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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曰：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，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也。

故圣之与王，在春秋以前人，绝未视为一体。爱我者，惟祝我速死，无及于难，范氏之福也。

此处孔子之所谓礼乐征伐，其语意实偏重在天子诸侯卿大夫贵族阶级之本身内部相互间事，而并不指政治阶层之下对小民庶人者而言。《论语》言为政，更已颇重于民事。天之色玄，阴与阳同乎一也。物视其所一，而不见其所丧。兼爱论之发展，而有惠施公孙龙为名家，至其苦行自刻之精神，则传而为农家，如许行是也。

今检《老子》书，言及圣人者几三十处，而十之七八，皆指政治上之最高统制者而言，就封建世袭时代人观念论之，天子之子为天子，诸侯之子为诸侯，贵贱定于血统，初未尝以圣人与天子作联想。若《老子》著书早在前，则何其后起诸家之拙，而文运之久滞而不进乎？ 今读《老子》书，开首即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，此决非子曰学而时习之，以及孟子见梁惠王之例，可相比拟。若性之自为，而民不知其所由然。

《则阳》篇又曰： 长梧封人问子牢曰：君为政焉勿卤莽，治民焉勿灭裂。若仅求其故以资当前之利用，则岂不将生于陵则利其安于陵，而不复以为可以长于水而安于水。今按外篇言性，亦惟上引《达生》两节较深至，他篇少可比并。此义已详《庄老之宇宙论》篇，此不赘。

此是自然之无为而有为。《庄子》外篇既以最先之本初言德，言命，言性，故谓仁义非人性。

天之高也，星辰之远也，苟求其故，千岁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又《天道》篇： 夫子亦放德而行，循道而趋，已至矣。凿不可有，而导不可无。是谓先有德，次有性，更次始有形，此皆牵强立说，分析愈细，而所失弥远矣。

杂篇语虽不纯，而微至之语，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。此在庄老之徒，耻通于事，尚可如此说之。惟《老子》书屡言德，不言命。《中庸》亦言博学之，文之与博，皆儒义所重，而为庄老道家所不喜。

晚周思想自荀子以后，有本于孔孟而会通之以老庄者，如《中庸》《易•系》是也。今按此文论性，显与儒义对立。

又曰： 枝于仁者，擢德塞性，以收名声。荀子主性恶，而谓善者伪也，清儒为荀子辩护，谓荀子伪字即为字义，非诚伪义。

《庄子》内篇七篇，以及《老子》五千言，皆不言性字，至《庄子》外杂篇始屡言之，此亦《庄子》外杂诸篇较《老子》书尤晚出之一证也。《刻意》篇： 水之性，不杂则清，莫动则平。孟子虽曰尽心知性，然非心性对说，必尊性而斥心也。显多袭《老子》，而亦已借用《孟子》《中庸》之义。素朴之语显袭自《老子》。故据是而知外篇之必出于《老子》成书之后也。

《庄子》外篇既以德性并言，复以性命并言。《天地》云： 跖与曾史，行义有间矣，然其失性均也。

郭象注曰：不知其然而自然者，非性如何？《则阳》此节主自然为性。而亦可谓其说之承袭于《老子》书者，尤深于其承袭于《庄子》之内篇也。

自然自有其大常，故天之行健而不息，而千岁之日至，可坐而致。凡此德字之定义，皆本《老子》。

而孟子则曰：行尧之行，言尧之言，则亦尧而已矣。此后宋儒程朱一派尚重文重博，尤以朱子为然，而陆王一派则转喜文灭质博溺心之旨。是亦德性分言，而又混并不加分别矣。而《中庸》之书则特提出一诚字，谓人为而一本于诚，即为至善而可上达于天矣。

《达生》篇作者，谓不知吾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盖德指其所同得，而性指其所独禀也。

实不知此乃后天之习，非必先天之性也。此似以生于陵为性，长于水为故。

又《在宥》云： 自三代以下者，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，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？ 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，之八者，存可也，亡可也。厥后宋儒程朱一派，颇受道家心性对说之影响，而陆王无此失。

由自然而达于为圣人，此亦《则阳》本文不主性恶之说也其言曰： 梓庆削木为锯。是亦只可谓之是一种艺术境界，而非道德境界也。鲁侯见而问焉，曰：子何术以为焉？对曰：臣工人，何术之有？虽然，有一焉。

裁制有失，而谓其行事可以合道合义，无是理也。夫既其知以为未始有物，则孰肯复弊弊焉以物为事乎？抑若诚为未始有物，则试问又孰为能伤之者乎？此庄子论人生修养之最高理想境界也。

而孟庄二子，乃皆特以言修养见长。次二则存乎己，凡所以求知言集义，皆为此而尽力也。

然此种境界，已极似道家，极似庄周，此即儒道两家共同精神之所在，亦即孟庄两家论人生修养所同有之倾向也。人心真乐所存，如孟子所举，首一则系乎天，此非人力所预。